開羅謀殺案 觀後夥伴 A Companion to Cairo Conspiracy

我們的精神依歸,是真實存在的宗教社會,還是個人內在的精神世界?尋找答案的工作,應該要在純粹的學術殿堂中。而藝術則該不斷從群體生命中,淬煉出新的問題。這才是正確的工作目標。

開羅謀殺案 觀後夥伴 A Companion to Cairo Conspiracy

我們的精神依歸,是真實存在的宗教社會,還是個人內在的精神世界?

埃及偏遠漁村的漁家子弟亞當(Adam),收到伊斯蘭世界最崇高學府艾資哈爾大學(Al-Azhar)獎學金邀請入學。入學後,適逢宗教領袖更迭,意外捲入政治宗教派系鬥爭中的一顆棋子,暴力、謀殺、不倫、陰謀論…傳統社會寫實電影的壞胚子,這裡都有。

紮紮實實的諜報電影

全片走著相對傳統的驚悚類型電影路子,讓人聯想到約翰・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的寫實風格,紮實的情報工作和危險氣息,使觀影體驗有著懷舊諜報電影的氛圍,沒有太多驚喜,但依然有效。劇本特別成功之處,在於雜揉了類型片中,監獄電影、成年(Coming-of-Age)類型、諜報電影、政治驚悚的要素,卻緊緊繞在純真、年輕的一位主人翁身上,讓我們近距離凝視宗教政治的壓迫和無奈。本片多汁之處,則是奉伊斯蘭之名發生的各種反人性行為。觀眾深在其中,見證各種不道德,並被迫接受一套以暴力和殘酷為本質的遊戲規則。同樣的敘事邏輯,常見於極權國家類型片,或是跨國政治驚悚電影,所以觀眾不需帶太多事前準備,就能輕鬆觀覽。

片中,我們產生一個既定印象,除了片中象徵埃及最高權力的政治領袖以外,所有人都不安全。隨著劇情推進,我們越加不樂意在導演Tarik Saleh塑造的世界中久待。在權力中心的鬥爭中,人人隨時會成為棄子。本片選角尚屬有效,兩位主要演員表現中規中矩。Tawfeek Barhom比較像是觀眾的中介,代替我們作為片中伊斯蘭世界的旁觀者,一個初生之犢,步步深入古老頑強的宗教政治生活的迷宮中。Fares Fares的演出,基本上只為服務類型片的角色典型;但這就是劇本的設計。除卻了故事的脈絡後,本片的攝影與配樂,成功營造了一個神聖與樸素的氛圍。

神聖與殘酷的鏡像

這樣的神聖天空下,腳踩的土地佈滿殘暴與恐懼的羅網。這使個人的美德與勇氣更加難得。奉信仰之名,所有人都是祭品。而由信仰行為衍生的殘酷和極端,滲透在社會所有角落;儘管是以高尚的外衣包裹著。

當我們從戲院走出,我們獲得的文化與精神衝擊,不少於亞當出生入死所得的深刻烙印。導演將片中這所大學設定為一個封閉的社會縮影,校內事務既是年輕羔羊的小小競技場,也隨時可能擴大為動搖國本的高層級事件。然而,這終究不是一部攻擊伊斯蘭文化的電影。作者顯然對於角色與其信仰懷有同情和尊重。在腐敗之極,也並非所有的人,都選擇假宗教之名行罪惡之實。在權力的核心中,道德與信仰也還有一席之地,所以人終究是自由的;而選擇可以使我們獲得救贖。信仰可以帶來不道德,也可以帶領人類實現美德。宗教問題似乎可以源自詮釋問題;反而是「國家」在這其中,幾乎只能是純粹的壓迫者。

生活在這樣的國家社會中,便無法逃離謊言、分裂,和恐怖的命運。但電影的尾段,仍將精神世界的理念與俗世遊戲規則,兩者安排了一個隱性的辯論賽。誰能勝出,我們可有自己的答案;導演用一個曖昧的情節設計,讓觀眾自己選擇自己想相信的一邊。你可以選擇虛無主義,也可以高舉理想主義。

我們還有希望嗎?

繼2017年的尼羅河希爾頓事件(The Nile Hilton Incident)之後,導演再次端出批判埃及國家社會的作品,只是這次充滿了人本主義和個人情感的光輝。可以說,導演展現出來的思維向度又更加成熟。然而,本片成為2022年坎城最佳劇本贏家,我還是感到有些意外。雖則拿捏敏感議題的功力相當不錯,但整部劇本仍然營養不足,泰半的情節安排,都只是為了服務劇情和類型片氛圍的目標。

即便如此,在當代的電影產業環境中,這個作品的品味,我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。我看見的不是導演攻擊腐敗的社會,也不是對於伊斯蘭信仰的批判。而是人如何在自己生存的世界中,理解自身存在的意義。

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機會,透過外人的眼光窺視阿拉伯世界,好萊塢餵養我們的意識形態。 在尊重伊斯蘭信仰和信徒的同時,提出人類社會既存的危險性和病灶,並不失平衡。就這個角度而言,導演寫本的功力確實足夠。然而就服膺更高目的的角度而言,本片所做的不多。

後話

同樣是坎城常客的奧地利導演麥可.漢內克(Michael Haneke)曾說過,一個真正的藝術作品,應當認真將受眾視為一個主動的參與者。觀賞作品的我們,賦予了作品真實的意義。任何封閉性、剝奪觀眾主動參與、思維機能的作品,無法被稱作認真的藝術,反而只是另一種宣傳機器。而電影應該試著成為藝術。這個理念,我是認同的。

藝術應當使我們更加自由,而非不斷複製相同的精神囹圄。因為,那是國家機器就能達到的事情。藝術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這幾年的國際影展,我越來越看不到自由的氣息,彷彿世界非左即右。民主化的步伐持續走著,但觀眾的精神自由卻逐日衰弱中。作為電影創作者的人們,似乎還有更多未盡義務。又或者,中新生代的創作者,已經被意識形態所摧毀而不自知。

尋找答案的工作,應該要在純粹的學術殿堂中。而藝術則該不斷從群體生命中,淬煉出新的問題。這才是正確的工作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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